萧何的继任者曹参为什么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？
西汉初年，萧何为相国，他结合汉初的实际情况，制定了一系列合乎实际的政策法规和制度，把西汉王朝引向了正确的发展轨道。其继任者曹参，没有搞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没有别出心裁、另起炉灶，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，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延用萧何制定的政策法规，保持了国家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，使汉初社会得以长期稳定发展，奠定了“文景之治”和“汉武盛世”的基础。这段佳话，被称为“萧规曹随”。
萧何，今江苏丰县人，秦朝末年在沛县担任县吏，后跟随刘邦起兵反秦。当刘邦的军队攻入秦朝的都城咸阳后，诸将都在争抢金帛财货，只有萧何四处寻找秦朝的政府档案和户口赋税簿册。萧何通过这些资料知道了天下有哪些地势险要的关隘，有多少可征发徭役的户口，有多少可征收赋税的田地，民间有什么疾苦和诉求。这在以后萧何镇守关中、帮助刘邦打江山时派上了用场。
西汉建立后，论功行赏，刘邦认为萧何功劳最大，就先封萧何为酂侯，并给他八千户的赋税收入作为衣食之用。群臣们不服气，刘邦对他们说，你们就像追捕猎物的猎狗，而萧何则是发现目标并指令你们追捕的人，所以萧何的功劳比你们大。自此以后，群臣不再与萧何争功了。但群臣们又认为平阳侯曹参攻城略地，奋勇当先，身被七十多处伤痕，战功最多，应当功居第一。虽然刘邦意欲让萧何功居第一，但面对曹参如此多的战功，也很为难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正在刘邦为难之际，谒者鄂千秋说：“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，但这都是一时之功。萧何安抚百姓，建立了稳定的后方，使陛下进可攻、退可守，这是万世之功，怎么能用一时之功与万世之功相比呢？应当萧何功居第一，曹参第二。”刘邦采纳了鄂千秋的意见，最终确定萧何功居第一。此后，萧何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汉朝的第一位相国。
萧何为相后，成功处理了韩信谋反等事件，稳定了政局，为汉初的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。同时，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他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汉初实际情况的政策法规和制度。
首先，无为而治。为了避免重蹈秦朝苛政导致灭亡的覆辙，汉初君臣总结了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，刘邦听取萧何等人的意见，以道家无为而治、休养生息等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。
其次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。针对秦朝赋税繁重的弊政，汉初从口赋、算赋、土地税、徭役各个方面减轻民众的负担，让百姓获得喘息的机会。再次，减轻刑罚，禁网疏阔。刘邦入关后，萧何就废除秦朝苛法，约法三章。西汉建立后，萧何又制定《九章律》，简化了法律条文，减轻了治罪力度。还有，重农抑商，鼓励农桑。把农业放在第一位，鼓励耕作，抑制工商业，发展生产。这对与民休息的国策实施至为重要，有助于当时经济的发展。
这些政策法规的实施，成为汉初社会发展的保障和社会稳定的定海神针。这些政策法规虽是汉初君臣集体智慧的结晶，但萧何作为相国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汉惠帝即位后，萧何依然为相国，只是经常生病，身体日渐衰弱。一天，汉惠帝去探望萧何，看到萧何病魔缠身，甚为忧虑，他禁不住问萧何说：“万一你的病情加重，出现不测，谁可以出任相国啊？”萧何说：“知臣莫如君，陛下的意见呢？”惠帝说：“曹参可以吗？”萧何说：“陛下找到了一位合适的相国，我也死而无憾了。”萧何与曹参年轻时一同在沛县为吏，又一起跟随刘邦反秦建汉，对曹参的才能和品格十分了解。他没有因当年论功分封时二人闹的一些不愉快而心存私念，而是以国家大局为重，向汉惠帝推荐了曹参，表现出一代名相的宽宏大度。
不久，萧何病逝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有一段评价：萧何依靠高祖的余光，谨守自己的职责，根据民众痛恨秦朝苛法的情况，顺应历史潮流，除旧布新。他位居群臣之冠，声望延及后世，可以跟辅佐武王灭商的西周开国功臣闳夭、散宜生等人争辉媲美。
曹参，沛县人，年轻时曾做过沛县的监狱长，当时萧何为沛县的县吏，两人关系十分友好。刘邦起兵后，两人又一同跟随刘邦反秦。刘邦为汉王后，萧何负责镇守后方，安抚百姓。曹参则被任命为将军，在前线带兵作战，攻城略地，秦朝的都城咸阳就是被曹参带兵攻破的。萧何和曹参都为汉朝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汉六年（前201），刘邦封长子刘肥为齐王，并委派曹参为齐国的相国，辅佐齐王。曹参没有怨言，默默离开都城，跟随刘肥来到齐地。刘肥的封国都城在临淄，辖7郡73县，大致相当于今天山东的中部和东部，是汉初封国中面积最大的一个。曹参到齐地后，立即召集齐地的硕儒名士，征求治理齐地的方略，寻求安抚百姓的方法。硕儒们也积极建言献策，但意见并不一致。后来，曹参听说胶西有一位名叫盖公的长者，精通黄老之术，便带着厚礼去拜见盖公。盖公说：“治理国家贵在清静无为，让百姓们自行安定。”曹参认为很有道理，便采纳了他“清静无为”的建议。
曹参在齐任相国三年，齐国大治，人称贤相。
汉惠帝二年（前193），萧何病逝，曹参继任为西汉相国。《资治通鉴》中说:“参代何为相,举事无所变更,一遵何约束。”为保证萧何“既定方针”的贯彻,曹参挑选各郡、各封国中为人质朴敦厚、拘谨不善言辞的长者，召来任命为属官；而对那些言谈行文苛刻、专门追逐名声的官员，均予斥退。曹参以清静无为的理念治国理政，把萧何为相期间制定的政策法规全部保留下来，一切按照原先的部署做事，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。由于曹参沿着萧何的老路子做事，所以政务轻松，整个官府都没有繁杂的事务缠身。
汉惠帝见曹参为相后没有大的动作，有些失望，甚至认为这是看不起他这个年轻的皇帝，深以为虑。当时曹参的儿子曹窋官至中大夫，有一天，汉惠帝对曹窋说：“你休假回家时，问一下你父亲，就说高皇帝刚刚去世，新皇帝又年轻，正需要你大展宏图的时候，你却整日无所事事，这将如何治理国家呢？”然后又叮嘱曹窋说：“不要说是我让你问的。”
当曹窋休假回家时，便按照惠帝的叮嘱问他父亲。曹参闻听大怒，打了儿子二百板子，训斥说：“国家要治理好，就要各司其职，各自做好各自的事。朝中大事，是你等所能议论的吗？”次日上朝，汉惠帝责备曹参说：“你为何笞打曹窋，那是我让他问你的。”
曹参听后，免冠行礼，然后不紧不慢地对惠帝说：“陛下认为您与高帝（刘邦）相比，谁更有文治武功的能力啊？”惠帝说：“朕怎么敢与高祖相比呢。”曹参又说：“陛下认为我与先相国萧何相比，谁更有才德啊？”惠帝说：“你好似不如萧相国。”
于是，曹参就说：“陛下您说得很对啊，既然陛下的能力不及高帝，我的才德不及萧何。高帝与萧何已经制定出了治国理民的政策法规，公布天下，只要我们贯彻好、执行好，天下就会无事，这样不更好吗?”惠帝明白了曹参的用意，说：“你说得很好，就按照既定的路子走下去吧。”
曹参为相期间，西汉王朝社会安定，百姓安宁，国家一片祥和气象，可惜的是曹参当了三年相国就因病去世了。《史记·曹相国世家》说：“曹参为汉相国，其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特别适合当时的国情，使老百姓都有安全感，过上了稳定的生活，没有了严刑苛法，所以天下都称赞他是一位好的相国。”
曹参死后，老百姓十分怀念他，为之歌曰：“萧何为法，顜若画一。曹参代之，守而勿失。载其清净，民以宁一。”意思是说：“萧何制定的法度，如同写‘一’ 那样简明扼要。曹参代他为相后，不忘初心，遵守这一理念而不使其失去本色，继承其清静无为的政策，让老百姓过上了安宁简约的生活。”
对于“萧规曹随”的历史影响，司马迁在评价萧何、曹参两人时说：“萧何、曹参本都是秦朝沛县的小吏，碌碌无为，一事无成。刘邦起事反秦，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，萧何以文镇守后方，曹参以武在前线作战，两人相互配合，为汉朝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。西汉建立后，天下苦秦苛政已久，两人又顺流更始，同心协力，才有了汉初的社会稳定和发展。虽然两人因为功名发生了一些不愉快，但他们都能以大局为重，不计私利、一心为国，这为后世作出了榜样，值得后世学习。”
“萧规曹随”的故事距今已有二千余年，今天我们重温这个故事，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。
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，需要有适合国情的政策、法规和制度。《老子》云：治理大国就好比煎小鱼——如果频繁搅扰翻动，小鱼就会碎乱；而法令政策总是变来变去，国家就会走向混乱。西汉建立后，针对“天下百姓苦于秦朝的苛政统治很久”这一社会现实，君臣通过调查研究，深刻认识到民众的诉求，制定出了“清静无为”“与民休息”“轻徭薄赋”等一系列符合客观实际的施政措施，为汉初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国家政策法规的执行，要有连续性和稳定性，不能朝令夕改，否则不仅让国家的法度失去权威，各级政府无所适从，还会引起民怨。从西汉建立一直到文景时期，汉朝的基本国策没有发生大的改变，萧何、曹参两任相国的政策法令的衔接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
当然，保持正确决策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把决策教条化而照搬硬套，或者不思改革和进取一味地抱残守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虽然发展环境不一定发生重大变化，但局部的变化还是存在的。因此，后继者在保持前任正确决策连续性的前提下，做些局部的完善和调整是必要的。曹参也曾把自己的思想融入到萧何制定的决策中，既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，又体现出新内容，也产生了好的效果，使西汉逐渐走向盛世。
不计私利、以国为重，是领导干部应有的品德。曹参和萧何两人感情虽因论功行赏产生裂痕，但他们在国家利益面前，都能做到不计私利，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。他们想到的首先是国家利益，而不是自己的声誉和功绩，这是萧何推荐曹参的原因，也是曹参坚守萧何法规的缘故。这种高尚的品德，成就了“萧规曹随”的千古佳话。
作者：郑立娟，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
文章来源：《前线》杂志2020年第5期，原标题“萧规曹随”
责编：金蕾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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